《饥饿的盛世》摘录

May 12, 2020

提起乾隆，人们通常想起的第一反应是：康雍乾盛世、十全老人、文字狱、长寿、仪罪银、白莲教，其他就一片空白了。

偶然看到《饥饿的盛世》，主标题和副标题引起我的注意就开始翻了起来。书中主要记录乾隆生前主要事件。这本书是一口气看完的，虽然内容过于零散，立场明显，但很多材料取自史实，因果关系清晰，分析也有理有据。内容也不会太干，沾点水看的更爽。书中频繁出现一个时间：乾隆十三年。

从书中摘录以下内容：

继承人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重，知其不能起，召来阁老马齐，对他说：“我的第四子最贤，我死后立为嗣皇。胤禛第二子弘历有英雄气象，必封为太子。”乃以为君臣不易之道，平治天下之要，训诫胤禛。解脱其头项所挂念珠，对胤禛说：“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赐朕之物，今我赠尔，有意存焉，尔其知之……”言讫而逝。（《朝鲜李朝实录》）

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，居心孝友，圣祖皇考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，抚养宫中，恩逾常格。雍正元年八月间，朕于乾清宫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，面谕以建储一事，亲书谕旨，加以密封，收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，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。其后仍封亲王者，盖令备位藩封，谙习政事，以增广识见，今既遭大事，著继朕登极，即皇帝位。（《清世宗实录》）
关于母子从第一个专权的太后吕雉到乾隆皇帝的祖奶奶孝庄皇后，历史上母后专权和外戚乱政之事几乎每代都有。千里之堤，毁于蚁穴；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
关于兄弟但一旦乾隆登上了皇位，兄弟关系马上发生了变化。君臣之分压倒了兄弟之情，提防之意压倒了亲爱之心。和想做“孝子”的愿望一样强烈，乾隆希望他以一个仁爱的“皇帝哥哥”的形象被载入史册，但是，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。
关于皇族从努尔哈赤时期起，亲贵们已经习惯手握重权，如今突然让他们无所事事，不免要说说怪话，发发牢骚。
关于友谊但随着皇帝下定决心铲除宗室干政的旧习，福彭的命运也就被意外地决定了。后来他只管理过正黄旗、正白旗事务，一直不曾大用。
关于太监由于时刻提防，坚持不懈，所以终乾隆朝六十年，太监们始终没有对皇权构成任何干扰和威胁。
关于君臣他明白这是因为从那一刻起，他手里握住了他们的一切：从官爵荣辱到身家性命。他成了他们的“主子”，他和他们的关系，就是主人和狗的关系。

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，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，清代开国过程的屠杀，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士人，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，放弃了社会理想，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“奴才”。

韩非子因此说，君主要控制臣民，不能全凭道德教化，更无须“养恩爱之心”，而是应该手握“法”、“术”、“势”三种缰绳和鞭子，通过严刑峻法来强化权力的威慑力量，使臣民不敢乱说乱动。“刑胜而民静，赏繁而奸生。故治民者，刑胜治之首也；赏繁乱之本也。”（《韩非子·心度》）
准噶尔准噶尔四部中，除了杜尔伯特部，其他三部都是屡降屡叛，让乾隆吃尽苦头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他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，种族灭绝。

数千名大清兵丁在这个季节里进行着一场盛大的围猎。他们围猎的对象不是动物，而是人类，是新疆准噶尔部落的蒙古族平民。

平定新疆之后，他大力扶植伊斯兰世界世俗贵族伯克的力量，禁止阿訇干涉政治，高明地抑制了伊斯兰教的活力。
关于夫妻随着岁月流逝，皇帝日渐觉得皇后的娴静、温柔、持重，不急不躁不妒，像一块贴身的玉石，时刻调适着他的政治体温。共同生活的时间越久，他们相处得越谐和，相互能读懂对方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，知道彼此的内心需要
儿子对儿子，他却一直板着面孔。为防止历代争储故事重演，乾隆对皇子们管束极为严厉。限制之严，待遇之低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。他的长子因为在嫡母的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而受到他的严厉斥责，并因此惊惧而死。
女儿对女儿，他慈祥可亲，甚至俯首甘为孺子牛。
文字狱对知识分子，他前期宽容大度，为雍正时期的几起文字狱翻案，增开特科、恩科，增加入学名额，一时让人感觉春风拂面。后期他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残忍、最疯狂的文字狱制造者。
私欲皇帝过度收受贡品，本身就是一种严重腐败行为。

陈辉祖当然难逃一死。不过皇帝和大臣为了争夺一个犯官的财产，一个急赤白脸，一个形同鼠窃，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难得的荒唐镜头。
贪腐康雍两朝，举朝视贪腐如仇敌。到了乾隆朝，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，反以为常。
平民对“顺民”，他“爱民如子”，经常为民间疾苦而动容落泪。他慷慨地普免天下钱粮，豁免穷困百姓的税赋，在灾荒之时，不遗余力放赈救灾。

对敢于反抗的“刁民”，他却蛮不讲理。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，走投无路，也只能听天由命，不得“越级上访”。对于群众聚众抗议，维护自己的权利，他总是视如大敌，一再强调要“严加处置”，甚至“不分首从，即行正法”。

通过这些惨案，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，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，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。

乾隆时代的中国人，是“做稳了的奴隶”，只许有肠胃，不许有头脑。
上访对于这些告御状的人，他一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也许他们所说都是实话，但他们的眼神里透露的却都是执拗和不驯服。敢于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，敢于和皇帝的眼睛对视，可见他们平日就并非安分守己之辈。如果天下沧海横流，正是这些人会铤而走险。对他们进行鼓励，无疑是给国家政治埋下不稳定因素。因此，历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欢搞一些御前判案为民申冤的“政治秀”，乾隆却从不这样做。

乾隆认为,这种情况下,群众有权利上访。但是,必须在国家政策规定内,一级一级来,不能“越级上访”,更不能采取“聚集”、“闹事”等危险手段。
闭关京城为万方拱宸之区，体制森严，法令整肃，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……天朝疆界严明，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掺杂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，必不可行。

中国对外部世界一直是怀抱着相当兴趣的。汉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险，与欧洲遥通声息。唐代开始，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相当繁荣，“自伊吾以西，波斯以东，商旅相继，职员不绝”。各色人种的商人聚集长安，一直是大唐开放气派的一个标志性证明。两宋海外贸易更为繁荣，数代皇帝对外贸都十分重视。北宋神宗曾说：“东南利国之大，舶商亦居其一焉。”因而他要求臣下“创法讲求”，以“岁获厚利”。南宋偏居东南一隅，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。宋高宗说：“市舶之利最厚，若错置合宜，所得动以百万计”, “市舶之利，颇助国用。宜循旧法，以招徕远人，阜通货贿。”南宋外贸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。
太上皇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鲜使臣的时候，他又明确向各国宣称：“朕虽然归政，大事还是我办。”
白莲教可以说，正是这次起义，彻底撕掉了“盛世”的最后一层面纱，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结束。大清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元气丧尽，从此一蹶不振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荣光。
鸦片战争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，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。但我很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，很了解对这个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，我肯定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，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。
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；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。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。

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，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没有沉没。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。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，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。

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，在中国，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。

乾隆的“盛世监狱”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，固然是驯服、听话、忍耐力极强，却无法挺起腰板，擦亮眼睛，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。

（完）